卢周来：“故事”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

2007年，上证指数突破6000点，一些经济学家口口声声说“万点可期”。 那时候，在我熟悉的一所地方大学里，几乎人人教研之后都在谈股市。 其中一位哲学教授甚至放弃了购买廉价自建房的机会，将原本买房的钱全部投入股市。 在“高光”时刻，账户每天能进1万多元。 一位哲学教授在股市发家致富的“故事”在校园里迅速传开，几乎成为传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自己的积累投入股市。 当然，后来的结果是悲惨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失去了积蓄，还失去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自建房屋。

那也是一个狂热的时期，熟悉经济史的我感到有些不安。 因此，在当时《东方早报》开设的“京华图书与影像”栏目中，我推荐了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从大繁荣到大萧条》一书。 在那本书中，艾伦生动地再现了1929年大萧条前夕美国股市的“末日狂潮”。而这种“末日狂潮”也是由无数“天天赚钱”的故事驱动的民间流传，但无法考证。 最终，当底层的财富结构再也负担不起底座上的最后一个方块时，崩盘就开始了。

巧合的是，十五年后，当我翻开《叙事经济学》（以下简称《叙事》）时，罗伯特·席勒引用了艾伦的《从繁荣到萧条》一书中的同一段话。 更让我觉得“巧合”的是，席勒之所以从艾伦的著作入手，就是为了展示“故事”影响个人经济决策的强大力量。 当时我告诫人们不要被流行的“故事”所“蒙蔽”，其基本逻辑是个人的决策并不全是理性的，很大程度上受周围舆论环境的影响。

关于“叙事”（Narrative）和“故事”（Story），在席勒看来，“叙事的本质就是故事”。 为此，席勒给《叙事》加上了副标题——“故事如何流行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 但是，一个“故事”要成为“叙事”，有两个前提：一是比小圈子里鲜为人知的故事传播更广； 一个链条而不是一个故事。

关于“叙事”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其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席勒在书中还专门有一章，带领读者踏上所谓的“知识整合之旅”。

例如，社会学家认为故事和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 人们对事实要点的记忆是围绕着故事来安排的，而那些被记住的事实又是依附于故事之上的。 没有故事穿插其中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无法将它们留在记忆中。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回忆起曾经走过的路，也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构成了路标，指引着我们“回归”到自己独特的个人成长历程。

心理学家也认为，人类的交流一直都是以一种互相提醒的“故事”方式进行的。 当一个人讲一个“故事”时，会启发另一个人联想到一个相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会提醒对方另一个“故事”。 这样不断的提醒，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反馈序列，让沟通得以顺利进行。 尤其是人类的心智结构，也要求接收到的信息不能被过多的细节和冗长的逻辑所拖累。 因此，线索清晰的“故事”越清晰，就越能让人记住。 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了，还记得年轻时听过的经典童话，也是这些童话至今还流传千古的原因。

人类学家干脆提出比特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讲故事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比特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功能，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

然而，这种被各个学科如此看重的“叙事”，在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为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个人的经济决策只受两个因素支配：一是财富约束，即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另一个是市场价格。 剩下的就是“你”如何确定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什么样的商品组合才能达到最大的满足感。 至于这个“你”，绝对是理性的。 你不仅知道自己的“最大化”需求是什么，还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最大化”。 也就是说，这个“你”，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一台冰冷的“超级计算机”，不受任何外界环境和情绪的影响。 这显然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和人类决策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假设，使得主流经济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排他性学术霸权之后，越来越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矛盾，并变得越来越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更多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席勒和他的学术伙伴、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A。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的大众传播故事如何促使人们做出最终影响决策的决定，“开创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改变”和扭转主流经济学趋势的“黑板”。同时，它“鼓励人们识别那些有助于定义重大经济事件的经济叙事并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从而提高人们预测和应对这些事件的能力事件”。这就是《叙事》一书的全部内容。

毋庸置疑，个体经济决策始终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解宏观经济现象的入口。 《叙事》一书的出发点是，资本市场中的个人行为是由流行的叙事驱动的。 它还想为理解“叙事”的经济效应和建立“叙事”的经济模型找到一个完美的切入点。

《叙事》从1929年艾伦讲的一个故事开始，而席勒自己剖析的第一只“麻雀”就是“比特币”。 在席勒看来，虽然公开股市似乎是由“叙事”驱动的，但经济因素本身可能更具决定性。 作为一个“隐蔽”的地下资金交易市场，比特币系统几乎完全是在“叙事”的基础上运作的，因为，不同于货币价值是由实物和政府信用支撑的，“比特币现在有价值，都是关于公共的狂热。” 这与关于个人理性决策的经济学关系不大。

通过回顾比特币从出现到成为大众投机工具的历史，席勒发现，关于比特币的流行叙事几乎抓住了当下人们的所有困惑，迎合了人们在悖论下的所有情感需求。全球化。 主要有三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阶层永远无法通过普通途径实现财富自由，而比特币交易系统提供了实现平等、让普通人致富的可能； 腐败的权力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姻，通过其控制的所谓“合法”金融机构，一再“合法”剥夺普通民众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和危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而比特币体系却得以维系由大量匿名个人民主地进行。 它是“无政府主义者”； 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科技越来越决定人类的未来和未来个体的命运，而比特币为个人深度参与新技术提供了接口，并可能让参与成为新科技的赢家。世界。

不仅如此，比特币叙事的流行甚至抓住了大众心理对神秘的兴趣。 这是关于比特币最早“发行人”中本聪的“叙述”。 时至今日，没有人肯定见过中本聪本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随后，关于中本聪的传闻屡屡重现，其中的“浪漫”与“侠义”成为推动比特币叙事走红的又一“核心人文故事”。

席勒从对比特币等流行叙事的分析中，介绍了叙事经济学的七个观点，构成了全书最具理论性和逻辑性的部分。 但这些思想并非经济领域独有，而是在社会认知领域盛行。 普通读者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它非常符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经验和常识。 这也足以证明席勒将主流经济学从“黑板”拉回“生活”的努力。

其中，有三个观点特别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同时让读者进一步了解社会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一是“真相不足以阻止虚假的叙述”。 最权威的《科学》杂志曾发表过这样的研究成果。 在故事真假的问题上，虚假故事的转发率是真实故事的六倍。 这反映了两个深层次的逻辑：一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人们更“趋之若鹜”精彩、震撼的叙事，更热衷于谈论，更热衷于“二次传播”。 更进一步，出于本能的警惕，甚至是对制度或权威的抵触，人们对口耳相传的“故事”的信任，始终超过了对传统媒体的信任。 尤其是当下，人们对媒体传播的叙事的信任和对传统信息的不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两个深层次的逻辑是虚假叙事日益主导社会认知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即使传统媒体或政府出面“辟谣”，纠正不实叙述，提供真实的故事原型，其传播力也远不及虚假叙述。

另一个是“经济叙事的传播力取决于重复的可能性”。 无数事实表明，反复强化对于一个叙事的盛行非常重要。 仍以股市为例。 研究表明，人们在股市的投资行为受“故事”影响的程度，与“故事”被重演的概率密切相关。 每一轮行情开始时，都会流传这样的“故事”：“某某昨天和我们一样，今天炒股发家了！” 起初，每个人都半信半疑； ，我的耳边不断充斥着炒股发财的故事，这个“某某”离我越来越近了。 终于有一天，我又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小区某某发财了，你看他一下子买了两套房子！” 这个重复的“故事”似乎越来越强烈。 为了告诫人们“再不买，可能真的会错过发财的机会”，大家疯狂涌入股市，股市在人们的带动下不断攀升至新高。

还有一个观点也很有趣：“叙事的流行取决于它的附属元素，比如人情味、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等。” 因为这些附属元素最能打动人心。 席勒在文章中讽刺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叫做“九十秒看世界”。 很少有美国观众质疑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看世界》。 席勒认为，这背后其实是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 他写道：“虽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5%，但在美国人眼里，美国就是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只发生在美国”

在分析了经济叙事对个体经济决策的影响和机制之后，席勒还分析了经济叙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关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人，你都会这样回答：投资、消费和出口决定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增长，即所谓的“三驾马车”； 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 不过，席勒认为，这些内生经济因素对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是决定性的，但也应该看到，经济叙事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关键。

在仔细研究了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周期后，席勒列出了他认为影响宏观经济的九大经济叙事。 这些经济叙事在整个历史中反复出现，并在当今呈现出新的特征。 九种经济叙事是：恐慌与信心、节俭与炫耀性消费、金本位与双本位制、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取代许多工作、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几乎所有工作、房地产繁荣与萧条、股市泡沫、阻力对“奸商”和“黑企业”、“黑工会”干预造成的经济扭曲等。

其中，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一直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它们与贪婪、盲从、愚昧等人性的阴暗面有关。 因此，关于股市泡沫和房地产繁荣的叙事是所有长期经济叙事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引人注目的。 经济史也表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也最受相关叙述影响，其对股市和房地产的最终影响与宏观经济表现密切相关。

与此相关，我们对恐慌情绪和信心对宏观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不陌生，但仍难以控制。 尤其是金融恐慌叙事心理成分很强，更容易像超级病毒一样传播，引发市场崩盘。 金融恐慌的叙述往往反过来影响商业信心。 这也是现代经济危机往往始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经济下行或资本市场遭受重挫，尤其是在经济金融危机期间，如何消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恐慌情绪，提振他们的信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决策——为宏观调控指明方向。 .

节俭和炫耀性消费是对立的经济叙事。 席勒指出，在历史上的不同国家，节俭和炫耀性消费的叙述在不同时期交替出现，因为它们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因此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甚至超出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读者的预期。 以美国大萧条时期为例。 由于太多人陷入贫困，不得不节衣缩食以维持生计，此时，“节俭说辞”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一方面，媒体和舆论要求即使是有钱人也应该有“同理心效应”，（点此阅读下页）

把节俭、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当成“新道德”，甚至到最后，“穷”成了一种时尚； 目的。 这种“节俭叙事”的流行，导致即使是有能力正常消费或更高层次消费的人也不敢消费，过着“节俭”的生活。 消费总水平进一步回落。 席勒认为，这是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 直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通过政府和社会消费增加总消费，才将萧条带出谷底，“炫耀性消费”的叙事悄然升温，帮助经济重回繁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和汇率出现问题时，回归金本位的说法就会盛行。 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基于对美国所承担的国际债务不断上升和美元发行过多导致通货膨胀的双重担忧，在任期内多次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在美国，并在欧洲和美国成功激活。 关于“金本位制或金银双本位制叙事”。 这种说法的卷土重来，不仅是美国和国际经济结构出现问题的结果，还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失业对个人和家庭的伤害大于通货膨胀。 因此，在历史上，对技术进步引发的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担忧，作为另一种长期的经济叙事反复出现。 从1811年英国“勒德分子”发起的砸机器运动，到1870年代美欧将经济萧条归咎于“节省劳力的发明造成高失业率”，再到2000年代。 从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无端恐惧到 1960 年代的自动化恐慌，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 虽然历史表明这种“叙事”所表达的担忧显得多余，但另一方面，这种“叙事”促进了当时经济政策的缓慢调整，为技术进步的社会适应性争取了时间。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再次将“劳动被科技取代”的叙事推向了高潮。 技术专家预测“奇点”的到来，认为“无人工厂”将成为常态； 历史学家，尤其是以《人类简史》闻名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里预言，未来将出现一座“完全无用的工厂”。 社会阶层”; 就连苹果公司前总裁史蒂夫·乔布斯也参与了这段叙述。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他们甚至不会打招呼”……这些叙事的流行，一方面确实在强化人工智能。 另一方面，对智能将取代大部分劳动岗位的担忧正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决策，主要包括征收“机器人税”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其中，为所有人——无论是否工作——提供普遍基本收入的想法在一些欧洲国家得到了检验，这将影响长期的宏观经济增长。

劳资矛盾的持久博弈，表现在经济叙事中“奸商”叙事与“黑工会”叙事的交替与重复。 历史上，在无数作家、思想家和大众所创造的叙事中，企业家往往被视为“冷酷、冷漠、奸诈的赚钱机器”，不仅对贫困、通货膨胀、失业等经济现象负责，更是也被认为造成了人类灾难，例如战争、不平等和社会冲突。 当然，反过来，在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叙述中，企业家成为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角，而前者的叙述则被认为代表着公平、道德、和被剥削者的自由。 在后者的叙述中，寻求解放的工会既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真正元凶，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拦路虎”，是披着正义外衣的“恶势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席勒没有做出如此全面的总结，但无论从近代经济史的角度，还是席勒著作中梳理的“经济叙事史”，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陷入萧条时，对资本市场的叙事而房地产泡沫，关于节俭，关于企业或资本不道德，关于劳动力被技术取代的可能性等等，往往会越来越流行。 一方面，这次疫情可能是经济繁荣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另一方面，此次疫情成为真正宏观经济萧条背后的重要推手。 在宏观经济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之前，相反的说法往往会占据上风。

了解这一规律，有助于宏观调控部门在运用常用经济工具的同时，更好地引导“经济叙事”进行逆周期操作。 比如在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提振资本市场信心，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有利于企业营商环境的经济叙事，应该得到鼓励。

作为最早系统研究“经济叙事”的经济学家，席勒和他的搭档阿克洛夫也清楚地认识到，叙事不仅影响个人决策和宏观经济学，而且深刻影响着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个人的发展。 学术选择。

阿克洛夫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经常反复给他们的听众讲这样一个故事，以证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无效率：“十诫有两百九十七个字，独立宣言有三百个字”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 266 字，而物价局最新的白菜价格调控方案指导意见有 2.6911 万字。 1951年由脱口秀经济评论员主持。 事实上，物价局从来没有制定过调控白菜价格的计划。 上述“故事”传出后，物价局专门发表声明辟谣，但并没有阻止敌视政府调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 共和党人继续传播这个“故事”。 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一直被自认为非常严谨的学者用作经验证据来攻击对手并宣传自己的主张。

席勒举了一个更离奇的事件。 众所周知，“拉弗曲线”被认为是推动里根政府大规模减税的重要理论。 经济学家拉弗于1974年提出这一理论，但它的流行要归功于时任《华尔街日报》主编裘德·万尼斯克，他在1978年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作为见证：最早版本的“拉弗” Curve”是华盛顿特区一家名为“两大洲”（TwoContinents）的餐厅分享牛排时在餐巾纸上绘制的。 该书出版时，拉弗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那家餐厅使用的餐巾是布制的，小时候妈妈就教我不要亵渎美丽的东西。” 然而，由于“叙事经济学七拉弗自己的澄清并没有传播，正如它在“概念”中所假设的那样，并且记者关于拉弗在餐巾纸上绘制“拉弗曲线”的故事与人们可能想象的伟大更离奇的是，在万尼斯基去世后，万尼斯基的妻子声称在她丈夫的遗物中发现了带有“拉弗曲线”的餐巾纸，而这张餐巾纸竟然是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历史，并成为主张减税的经济学家口中的“通俗叙事”。

作为这篇笔记的结尾，我最后想说的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中，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学会听故事，谨防被似是而非的“故事”所蒙骗； 了解热门故事背后的经济风向标，有目的地引导故事的流行； 作为经济学家或思想家，要学会讲好故事，这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能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这应该是我读席勒的​​《叙事经济学》给我最重要的启发。

（《叙事经济学》，罗伯特·希勒着，卢银礼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