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洗钱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着力加强协调配合，有效打击严厉打击各类洗钱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一批犯罪分子。 为更好总结经验，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十次全体会议后，两部门分别着手对全国洗钱犯罪优秀案件进行梳理筛选，将用于指导基层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部门做好反洗钱工作。 经过反复研究，3月19日，两部门联合发布了6起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对打击洗钱犯罪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案例二：雷某、李某洗钱案

准确识别多种旨在隐瞒资金转移痕迹的洗钱手段，实行双重惩戒，促进洗钱犯罪的惩治和预防

基本情况

被告人雷某、李某均为杭州瑞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某公司”）的员工。

01

上游犯罪

2013年至2018年6月，朱某（另案处理）为杭州腾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他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口耳相传、展会宣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ACH外汇交易平台，非法集资1899只基金14.49亿余元——以一家腾公司的名义募集参与者。 截至事发时，1279名募捐人共损失8.46余亿元。 2020年3月31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朱某提起公诉。 2020年12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朱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朱某提出上诉。

02

洗钱罪

2016年底，朱某出资设立瑞某公司，聘请雷某、李某为公司员工，并让李某担任法定代表人，为其他公司提供业务背景调查服务。 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雷某、李某除从事芮某自己的业务外，明知腾某公司以从事外汇理财业务名义非法集资，应朱某要求，向某某提供了多份文件。 我的银行卡收到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资金。 后，雷某、李某伙同腾公司财务人员罗某（另案处理）等人，通过大额提取现金、大额转账、转账等方式将上述非法集资资金转移给朱某。存款和取款在同一个柜子里。 其中，2404万余元被大额提取，交给朱某及其保镖； 940万余元被大额转入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和房地产公司购房账户； 1万余元存入朱某本人及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 其中，雷某共计转移资金6362万余元，李某共计转移资金3281万余元。 除了工资收入外，两人从2017年6月开始每月领取1万元的福利费。

诉讼及处罚程序

2019年7月16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以洗钱罪将案件移送雷某、李某。 2019年8月29日，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雷某、李某提起公诉。 2019年11月19日，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雷某、李某犯洗钱罪，判处雷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0万元，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七十万元，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宣判后，雷某提出上诉，李某未上诉。 2020年6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事发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中心支行对经办行启动行政调查程序，认定经办行重履约轻合规，银行柜台网点未进行调查、了解和核实按要求提供的客户身份信息； 分行在客户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多次触发反洗钱系统预警时，未及时向内部反洗钱岗位或上级银行相应管理部门报告； 并对无理理由消除疑虑，未按规定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 上述经办银行在反洗钱履约环节的违法行为，致使本案被告人长期利用银行渠道实施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对经办银行处以400万元罚款。

典型意义

1.在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的持续过程中，帮助转移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可能构成洗钱罪。 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持续状态。 在犯罪持续期间，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赃款，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洗钱罪。 上游犯罪是否终结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 如果洗钱行为是在上游犯罪完成之前实施的，则可以认定为洗钱罪。

2.洗钱犯罪手段多样、变化频繁，本质是通过隐瞒资金流动关系，掩盖、隐瞒犯罪所得和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为隐瞒资金真实去向，本案被告人提取大量现金或频繁在多个账户间转移大额赃款； 为避免留下直接转账痕迹，被告人将转账拆分为取款和存款，人为分割交易链条，利用银行支付结算业务采取多种手段实施洗钱犯罪。 实践中，除上述方式外，还存在利用汇款、托收承兑、委托代收或开具票据、信用证、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支付服务实施洗钱犯罪活动。 - 派对付款。 专业，洗钱手段更加隐蔽。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通过资金交易表象认识行为本质，准确识别各种洗钱手段。

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合力，共同履行反洗钱义务和责任。 金融机构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客户尽职调查义务、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充分发挥反洗钱“第一道防线”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监管，对涉嫌洗钱的可疑交易进行反洗钱调查，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发挥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作用和控告、举证责任，精准追诉犯罪，发现金融机构涉嫌行政违法行为，及时移送中国人民银行查处，促进行业治理。

案例三：陈某志洗钱案

准确认定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手段，上游犯罪经核实属实且未经判决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

基本案例

被告人陈某志无业，系陈某博（另案处理）的前妻。

01

上游犯罪

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陈某博在义某注册成立金融信息服务公司。 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他以公司名义公开宣传定期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并自行决定。 主要用于支付本息和个人挥霍，后来拒付； 设立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行虚拟货币，利用虚假宣传诱骗客户在平台充值交易、伪造平台交易数据、限制大额提现、谎称黑客盗币等方式掩盖资金缺口，延迟甚至拒绝投资者提取现金。 2018年11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对陈某博提起公诉。 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陈某博逃往国外。

02

洗钱罪

2018年年中利用比特币洗钱犯罪过程的研究，陈某博将300万元非法集资资金转入陈某之个人银行账户。 2018年8月，陈某志与陈某博为转移财产和掩盖、隐瞒犯罪所得而离婚。 2018年10月底至11月底，陈某知知陈某博涉嫌集资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立案侦查逃往境外，但仍将上述300万元转移元到陈某博的个人银行账户为陈某博的个人银行账户。 Waves 在国外使用。 此外，根据陈某志的指使，陈某志以90万多元的低价将陈某博购买的车辆卖掉，随后在陈某博组建的微信群中联系比特币“矿工”，将车全部卖掉钱转给“矿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利用比特币洗钱犯罪过程的研究，密钥又发给陈某博，供他在海外兑换。 陈某博目前尚未出庭。

诉讼程序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侦办陈某博集资诈骗案中，发现陈某志洗钱犯罪线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按要求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取证。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指导商业银行等反洗钱机构开展可疑交易调查，通过资金链穿透、疑点分析研判，将相关证据移交公安机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定，陈某志通过银行转账、兑换比特币等方式，帮助陈某博将集资诈骗资金转移至境外，已构成洗钱罪； 陈某博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得以确认，逃往国外 在不影响陈某志洗钱罪认定的情况下，陈某志于2019年10月9日以洗钱罪被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3日，人民检察院对陈某志提起公诉。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判决陈某志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陈某之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办案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醒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虚拟货币领域存在洗钱犯罪风险，建议在新领域加强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将此案作为中国打击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成功案例提供给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经验。

典型意义

1、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赃款转换为境外法定货币或财产，是一种新的洗钱犯罪手段。 洗钱数额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 虽然我国监管部门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动，但由于各国和地区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差异，虚拟货币和法币可以通过境外虚拟货币服务商和交易所变现。 虚拟货币的自由兑换已成为跨境洗钱的新手段。

2.根据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交易特点，收集、利用证据，摸清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转换过程。 根据虚拟货币交易过程，收集作案人将赃款兑换成虚拟货币、将虚拟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或使用虚拟货币的交易记录等证据，包括比特币地址、密钥、作案人及比特币持有人的联系方式以及资金流向数据等。

3.确认上游犯罪属实但尚未依法作出判决，或者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对洗钱罪的认定和追诉。 在追诉犯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上游犯罪与洗钱犯罪侦查、起诉、审判活动不同步，或者因潜逃、死亡、犯罪等原因暂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或者上游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 洗钱犯罪虽然属于下游犯罪，但仍是独立的犯罪。 考虑到惩治犯罪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当存在上述情形时，可以将上游犯罪作为洗钱犯罪的案件事实，根据相关证据认定上游犯罪。未经刑事判决确认，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

四、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反馈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洗钱犯罪新手法、新类型、新情况，提示犯罪风险，提出意见建议，帮助丰富反洗钱监测模型，完善监管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反洗钱国际合作职能，积极向国际反洗钱组织提供成功案例，通报新的洗钱手段和反洗钱对策，深入参与反洗钱国际治理，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反洗钱工作。 决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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